一、回家的路

我走进了法兰克福机场内的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时我才发现机舱内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其中大部分也都是中国人。我坐在窗户边，这正合乎我的心愿，我可以在那里安静地渡过十个小时。我看着窗外的景色，只见偌大的停机坪上，飞机在不断的降落和起飞。飞机的发动机起动了，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不久飞机就冲 出了跑道，升到白云之上的蓝天，机场的灯火也逐渐淡去。从飞机上隐约可见德意志大地的地貌，她的山峦，她的河流，以及在山水之间的城镇。这是一片绿色的土地，人们似乎就庇护在森林之中。飞机一直朝东飞去。在那远方就是我的故乡，我近七年没见的祖国。

到了夜晚，可以看到天空中孤寂的星星，它们离我还是那么的遥远。也可以看到大地上的城镇的灯火，它们仿佛烛光在黑暗中闪烁。在经过欧亚地带时，飞机下面只是黑压压的一片。由于时差的关系，我虽然很疲倦但也睡不着。金发碧眼的空姐送来了饮料，我要了一杯白兰地，在那里独自品尝。我不愿再想我在德国的经历，我只是在想我离开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北京、武汉和家乡是什么样子，母亲，家人和亲朋好友是什么面容。说实话我有些想不出。

飞机终于进入了中国西部的领空。窗口下面已看不到任何绿色，全是光秃秃的山峦的黑色，裸露的土地的黄色和大雪覆盖的白色。这深深地触动了我。那绿色究竟是怎 样消失的呢？飞机快到了北京地区。我看到了十三陵，那里偶尔能见一些绿色的树木。但在北京机场上空，我只能看到一片黄色的土地和灰色的建筑群。

下了飞机，我的大学同窗好友胡孝汉在出口接我。我们驱车上了首都机场路，路过六公坟时，看到了路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它是我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几栋灰蒙蒙的建筑没有一点生机，但它是中国思想的摇篮之一。我们到了市区，感到北京的变化很大。马路边矗立了许多高大建筑，而马路上飞驰着许多进口的汽车，来往的人们的衣着打扮也显得丰富多彩。我们到了城西的胡孝汉的家，把我的箱包寄放在他家里，然后我就去找旅馆投宿。但在春节前夕进京的人很多，旅馆压根就没有空余的床位。后来我好不容易住进了宣武门内大街的一家招待所内的地下室里。安顿之后，我便在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吃饭。好久没有吃到地道的中国菜了，今天我要满足我的渴望。我要了一份烧鱼和两瓶啤酒，开始狼吞虎咽，如同一条饿狼。

胡孝汉把我回国的消息通知了在京的大学同学，并约好了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为我接风。老同学多年不见自然非常愉快。我们谈得兴高采烈，不时爆发出笑声。大家天南地北，东扯西拉。但我有时感到有些困惑，就是他们口中经常重复的一些语词，让我不解其意。我有几次提出我听不懂他们所说的话，他们便开始嘲笑我，说我老外了。然后他们就如同跟小学生上课一样，给我慢慢地讲解，听完后我才恍然大悟，发现原来如此。我也不禁拍案叫绝。我深深地感到，这七年国家不仅在外在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在内在方面也产生了一场无声的革命。人们更自由了，更开放了。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正在形成。

因为在春节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停止办公，所以我必须在北京滞留一段时间，等待和哲学所的所长见面，商量我的工作安排事宜。我便给家里发去了电报，说我只可能在正月十五左右回家。这样我回国的第一个春节便在北京和胡孝汉的家人一起过了。他的家人忙得不亦乐乎，准备了一大桌菜。我们相互敬酒并祝来年好运。我还特别向胡孝汉本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七年来，他几乎成为了我在国内的代理。我与国内的许多不便处理的事情都是委托他在办理，他为我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时间。到了夜晚十二点，我才告别胡孝汉回到我所住的旅馆。马路上灯火辉煌但非常安静，没有鞭炮声。人只是能听到很远的地方，鞭炮爆炸之后在空中传来的余音。

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我除了和同学见面外就是在马路上闲逛。冬日的北京虽阳光灿烂，但寒风刺骨。灰蒙蒙的天空和凋零的树木使我这个南方人总感到缺少了点什么。不过漫步在北京宽阔笔直的大街上，人的心情特别开朗。我觉得它比柏林，巴黎和罗马更为雄伟壮观，具有大都市的气派。在长安大街以及其它街道两旁，新盖了不少高大建筑，除了少数使人想起它是经过设计之外，大多数只能使人意识到它不过是水泥钢筋的混合物。尤其是北京西客站和东安市场的建筑都是些不伦不类的怪物。它们如同那些爆发户一样，不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只好把人们觉得最珍贵的东西都装饰在自己身上，因此让人恶心。

回到北京，我最想看的算天安门附近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馆。这是因为她们所收藏的文物能展示出中国五千年来的生存史和心灵史。看到那些我们的祖宗留下的珍贵文物和艺术品，我深深地激动了。我们中国人曾经是多么的伟大。但我也不禁想起我在柏林、巴黎和罗马所看到的西方的博物馆，它们又是如此地不同。中西两个民族虽同居在一个地球上，但他们却建立了两个完全相异的世界。中国人生活在自然的宇宙里，而西方人却居住在神灵的王国中。一个是天人合一，一个是人神同在。当然在我们所处的今天，上帝死了，天也塌了。往日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当我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馆出来后，一个人徜徉在天安门广场。我感到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十分沉重的使命，我们必须寻找自己的道路。

春节的假期终于过去了，我和哲学所的所长约好了到他的办公室里见面。我坐地铁到建国门下车，走出通道一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的屋顶上全是巨幅的广告牌，写着东亚某国的著名公司的名字。我突然有些失望。难道这是我日思夜想的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的象牙塔吗？我心里有些别扭。在繁华的菩提树下大街旁的柏林大学也没有挂任何一个广告牌呢！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它开始吞没一切地盘，包括那些不属于它的地盘。我带着一种十分沉重的心情走进了大楼。我想如果我将来在此工作并有说话的权力的话，那么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这有辱斯文的广告牌，还学术思想研究一片清静之地。

我和哲学所的所长在所办公室里见了面。他说，通过了解，他认为我在政治和学术和其他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里非常欢迎我前来工作，并将马上给武汉大学发出调令。但我还必须回武汉大学劝说他们，把档案和户口转到北京。说完所长就吩咐人事处的人员，具体操办我的事情。这样哲学所的工作就算告了一段落。

于是我马上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武汉的车票。晚上我便坐上了北京武汉之间夕发朝至的列车。车厢内部的状况有很大的改观，更加干净也更加安静。我早晨到达了武汉，直奔武汉大学，并下榻在山半腰的珞珈山庄。再次见到了珞珈山，再次见到了东湖水，我感到异常的亲切和激动。武汉大学的中心校区没有任何的变化，但它的周边却变得比过去更加美丽。虽说是冬日但灿烂阳光照射下的高大的绿色乔木使人觉得这里春天永驻，如同我在德国所居住的环境一样。

我拜会了刘纲纪教授和其他老师。虽然刘纲纪教授已六十多岁，但他仍充满活力。他很赞赏我回国。我说我已决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现在回汉来办理调动手续。他听后说很尊重我的选择，但还是希望我留在武汉大学工作。他给我介绍了学校和系里最近的发展状况。我才知道原武汉大学的校级和系级的负责人均已退休，现在大部分的负责人我都不认识。据刘纲纪教授说，学校和系里现在顺应时代潮流，开始注意广纳天下贤才。因此学校和系里的负责人一致决定挽留我。听了这样的介绍，我开始改变想法愿意对学校的近况做较深入的了解，然后决定是否离开武汉大学。

我回到了珞珈山庄的房间。学校和系的负责人都纷纷来看我。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学校和哲学系这几年的一些政策和举措，认为这里有我的用武之地。如果我能留在武汉大学工作的话，那么我将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位归国哲学博士。我一方面可以开展自己的学术思想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为学校的建设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我则讲述了我为什么不想回武汉大学工作的原因，这主要是害怕受到排斥和打击。如果现在学校和系里能让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的话，那么我也可以考虑放弃去北京工作而留在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有如此优美的环境，武汉有我无数的亲朋好友，而且离我的家乡不远。这都有吸引我的地方。但问题是，我是否能够在这里不受各种干扰从事我的哲学事业。校系负责人都拍了胸脯，说可以保障我的自由，而且我可以先工作一段时间，一旦不如意再走也不迟。鉴于这种情况，我答应可以尝试一 下。

晚上学校和系的负责人以及刘纲纪教授一起为我举办了欢迎宴会，气氛热烈而轻松。有一位和我非常熟悉的负责人对我说，学校是不会让我去北京工作的，首先是劝阻，劝阻不行，然后就采用行政手段，不放档案和户口不就成了。他提醒我要注意国情。但他强调说，学校现在留我是为了用我而不是压我，如今也没有人胆敢压我。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材，象我这种留德的哲学博士，在整个中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对此番真言，我就只好说感谢了。

在武汉和几位老同学见面之后，我便急匆匆地坐车赶回老家。现在通往家乡的道路已经是宽阔笔直的高速公路。汽车在辽阔的江汉平原飞驰，穿过田野、河流和农舍之后，便到达了仙桃市。对于仙桃市这个名字我没有任何认同的感觉。这是因为我在老家生活时，我所在的县叫沔阳，仙桃不过是一个新的县城的名字。沙湖沔阳洲，在历代都享有盛名。但人们现在却抛弃了具有历史意味的县名，采用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市名，实在有点叫人想不通。汽车到达仙桃市之后，便转南驶向东荆河。我在东荆河堤下了车，走在泥泞的地面上。一眼望去，堤上的野草全部枯黄，两边的护堤林皆已凋零。大河正处在枯水季节，部分河床已裸露出来。但一汪绿水清澈见底，白色的水鸟在河面上自由地嬉戏着。我朝着我家所住的村子走去。道路更加泥泞，因此我必须跳着选择插足之地。整个村子一片破落景像，那些村舍还是我七年以前所见的房子，日久年长，它们已经变得缺砖少瓦了。

我终于来到了我母亲居住的小屋。见到了我母亲，我大声的喊着：“姆妈”，说着嗓子有着哽咽，眼泪也夺眶而出。我母亲见到我，居然迈开了裹过的小脚，跑了起来，呼喊着我的乳名。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来了，他们特地放起了准备好的鞭炮，炮声吸引了村里的乡亲们，他们也前来看望我，我则给他们一一敬烟敬糖。我打量着母亲和家人。八十多岁的母亲明显地衰老了，但她老人家身体硬朗，精神也很旺盛。哥哥姐姐们的脸上都刻上了岁月艰辛的烙印。但他们的子女一个个都长大成人了，与我印象中充满稚气的小孩模样不符。母亲和家人也说我长得更加强壮了，但白发开始爬上了我硕大头颅上又硬又亮的黑发之间。母亲说她无时不在挂念我这个远游的儿子，说我一去七年，怎么中间就不回家看看。她也许知道我是多么思念她和家人，但她哪里知道我在德国的艰难的经历呢？怕家人担心，我从来没有向他们 具体地谈论过我在外所蒙受的各种不幸和痛苦。

第二天，大哥小哥和我，还有一群侄子侄女们拿着鞭炮纸钱和白酒，去祭奠我死去的父亲和三哥。我们来到父亲安葬的地方，但已找不到他的坟墓，因为人民公社平整荒地的时候，已经将坟头削平了。大哥和二哥说我们只好望天祭祖。我们分别在那里放了鞭炮，泼散了白酒，并焚烧了纸钱。我心里在说，父亲，我们来看你了。后来我们又来到了一块坡地上我三哥的墓前。它虽年久失修，但坟头仍依稀可见，周围长满了茅草。我们也放了鞭炮，泼散了白酒，并焚烧了纸钱。我默默地祝愿三哥安息。

在家乡的几天里，白天我漫步在儿时走过的田间小路，晚上则听我母亲讲我们家过去的故事。

二、我爱珞珈山

我离开家乡后回到武汉大学。我告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我已决定不再前去工作。不久我又前去北京取回了我寄存的行李和书籍。武汉大学校方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很快评定我为哲学系教授，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又增列我为美学博士点的指导教师。当时我三十五周岁。于是我成为了武汉大学的一名年轻的教授，又正式成为了一个珞珈山人。

阔别了多年的珞珈山，我对它充满了无限深情。在黄昏无人的时刻，我常常爬到珞珈山顶，在羊肠小道上穿行。石头在脚底发出磨擦的声音，野草轻抚着我的双腿，飞鸟在树上啼鸣。我走到珞珈山西头，观赏落日的余辉。在暮影之中，武汉三镇逐渐进入了夜的怀抱。雨后我漫步在珞珈山腰的环山路。那高大的樟树林和松树林始终是我这位孤独的思想者的永恒伴侣。这条沿着山腰在森林中穿越的土路，散发着泥土特有的气息。它使在都市生活的人们仿佛寻找到了自己的根基。至于校园内的许多小路，我都重走了好几遍。我追寻我青春梦幻时代所走的足迹，它曾留下了无数生活的希望和失望，爱的欢乐与悲伤。我曾来到一片大学时代所培植的松树林。当年不到一人高的小树经过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已长成了参天大树。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我又专门去了桂园，湖边和梅园我曾住过的地方。那些楼房依然故我，但房间里的设施已经面目全非。特别是我在梅园独居的那间小房子的窗户已被钢荕所做的密网罩住，仿佛是一个监狱的囚禁室。它在雨夜再也不会发出令人感到慰藉的桔黄色的灯火了。

我常常问我自己：我怎么又成为了一名珞珈山人？我已是两度远离它，又两度回归它了。难道说这是命运吗？难道说珞珈山就是我永远无法背离的家园吗？难道说我命中注定就应该做一个珞珈山人吗？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东西。

说真的，我对武汉和武汉大学始终怀着一种无法克服的感觉，即我和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不可言说的距离，我有时是用一种冷眼来看待它们。比起北京和上海，大武汉不算大，勿宁说它的世界尤其是它的精神世界是非常狭小的。身处其中的武汉大学就是这样一个武汉市在大学领域中的表现。我对它们所怀有的距离感使我始终保持一种姿态，不学武汉话，而讲普通话。

但我现在却成为了武汉市的珞珈山人。这看起来有多种理由：美丽的山水，众多善良的朋友，就在近处的家乡的父老兄弟。类似的理由还可以列举许多。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无言的珞珈山。它已经把我的生命紧紧地拥入了自己的怀抱，这是任何力量都不可动摇的。经历了从武汉到北京，从武汉到德国的十年漫游之后，我感到我要寻找自己的居住之地，在那里我的思想能够像松树一样地生长。因此它不在于近处于某种喧哗和骚动的学术市场，不在于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不断的买进卖出，而名利双收，而在于为思想寻找到真正的根基。当然思想的根基就在于思想自身。于是问题只是在于为思想找一宁静之处，不要让那种非思想的因素伤害了它。在目前的中国，也许只有珞珈山能够给我这片地方。正是这样一种原因，我成为了一个珞珈山人，而且是永远的珞珈山人。

在珞珈山我又生活了三个春秋。我的生活过得非常简单：教书，写书和思考。

在我的教学活动中，我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旨在引导学生学习如何思考，从而获得一种思想批判的能力。我一方面讲授西方哲学的经典，另一方面解读中国思想的名著，鼓励学生贯通中西，博通古今。我的思想仿佛具有一种不可看见的魔力弥漫在教室，吸引了校内外一大批热爱智慧的青年学子。我成为了武汉大学最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之一。

在教书的同时，我也积极地著书立说。从国外到国内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不再需要用德语写作，而可以用汉语写作。前者如同戴着镣铐在起舞，后者则仿佛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我在我的母语汉语里，找到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并发现了它的伟大和美以及它创造性的力量。我除了将我出版的德文著作译为中文之外，还撰写了大量的关于中西哲学的论文。我的写作正如一个漫游者在中西思想的边界上行走，充满了冒险的乐趣。我陆续发表的论文成为了中国思想界一个独特的声音。

对我来说，教书和写书都是我思考的方式之一。但我常常沉浸于一种纯粹的思考状态之中。我孤独地坐在我的书房里，没有一个人打扰我。看着窗外高大的樟树枝 叶，还有它后面绿色覆盖的珞珈山峰，我的心灵处于一种异常宁静的境界。我知道这些树木都深深地扎根于土地和岩石之中。它们是大地的语言。但它们沉默着，只 有风才激起了它们的言说，且唯有那些宁静的思想者能够听懂它。

珞珈山，我爱你！

结语

今天是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号。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紧张写作，我终于用文字写出了我所说出的话。我喝了一杯像血液般的红葡萄酒来庆祝它，一种不可言说的欢乐，浸透了我的身心。

写作一本自传体的文字，无非是回忆自己的生命过程。但我走进我的过去，是为了走出我的过去。因此纪念在此成为了忘却。我以这样一本书告别我的历史，而走向新的人生之途。

今年我三十八岁，我从事思想已逾二十年之久。如果说我追寻到了一个唯一的真理的话，那么它无宁说是人类古老的智慧早已说出的：宁静。倾听宁静的呼声，思考宁静的神秘的意义，并生存于宁静的境界之中。宁静的沉默会爆发出最伟大的力量，能够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我已经走完了我的青春历程。白发过早的挤进了我茂密的黑发之中，皱纹也开始爬上了我的脸颊。但我一米八的身材看起来非常健壮。这是因为我的血肉之躯是被精神所贯注的。我的心灵永远超出这自然规律之上。

在此我愿祈祷。我要呼唤我的守护神，或者呼唤人们曾使用过的另外的一些名字：苍天，上帝，命运，生活：

给我智慧！

给我健康！

后记

作为后记，我想说的唯一的话就是感谢。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给予了我爱与温情。

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博德尔教授，比梅尔教授，李泽厚教授，刘纲纪教授，黎山峣教授，陶梅生教授，陈广胜教授，陈庆辉教授；我要感谢我的同行邓晓芒教授，郭齐勇教授，张志扬教授，张玉能教授；我要感谢我的学友汪华先生，胡孝汉先生，王明远先生；我要感谢我的母校武汉大学一切善良友好的人们。正是他们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

关于本书，我也要感谢高为先生，他的热情激励了我说出我的故事；我还要感谢李跃峰先生，常旭旻先生，邓扬洲先生，徐萍女士，陈洁女士等，他们为我的文稿的处理付出了自己的劳动。

彭富春

2001年10月10号于武昌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