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刘浚哲 管昕宸）6月16日下午，应必威国外马克思主义工作坊邀请，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蓝江先生在振华楼B214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做了主题为“元宇宙下的外主体”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必威邢冰老师主持。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蓝江教授根据事先向与会师生征集的话题而准备——由“游戏哲学问题”与“元宇宙下的后现代主体”问题两方面融合而来，使得“元宇宙下的外主体”这一主题更显得同当下学界与师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契合。

蓝江教授从赫尔墨斯的问题切入对此问题展开，作为在古希腊神话传统中至关重要的“通风报信”的神灵，“Hermes”同时也是“Hermeneutics”即解释学传统的“开创者”——这就体现在这样一个概念自身所具有的“传达”之意上，即通过一种方式而实现“人间”与“神界”，“有限”与“无限”的联通。解释学由此同时也是为理解无限的有限之学，借由有限性与非绝对性的语言而联通无限的思想。然而，正如解释学传统自身所揭示出的文本的那种复杂、歧义与多变性一样，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如此难以把握，这也就引出的本次讲座的核心问题，即对于今日的资本主义数字世界总体，是否同样有着类似的“赫尔墨斯”之学，即作为整体的世界如何为我们所把握？

蓝江教授在此于是一阵见血地指出，数字媒体成为了新世界的“赫尔墨斯”，人们在数据中“再现”真实的世界。为此，我们必须拷问“对象”——什么由此向我们敞开，什么没有向我们敞开？正如一个简单的数字科技知识所说明的那样，User与interface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极限，而其后则是“数据的汪洋”。与马克思对于“拜物教”的描述稍有不同的是，在这里没有向人所敞开的即是物与物的关系——藉由数据纽带构成的联通，这就将我们引向了“物体间性”（inter objectivity）问题。

这里就是本次讲座的主题“外主体”的出场之时：人在这样的一种“技术互动”的参与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在“数字世界”的存在论中处于何种地位？数字之流是否真的如这样一副悲观的技术决定的图景所显示的那样“吞噬”了人的主体性，使其受着“背后之物”即尚未现身的数据的操控？蓝江教授的回答首先是否定的：这就源于一种“外主体”的出现的可能？

什么是外主体？蓝江教授首先强调，这里的“外”意味着“外向”而非是一种静止的空间坐标，为此“外主体”的恰当翻译是“extra subject”而非“external subject”，换言之，这是一种“外向地”主体性的流溢。

具体来说，虚拟世界中的“主体”当然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身体性主体，因为它全然是由“数字”构造而成的，并且为此其甚至是“反具身化的”，然而它显然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主体（“我”显然知道游戏中的“我”是“我”——这一点在“第二人称视角”下体现的尤为明显），这就提出了其之为“主体”与日常所谓的真实“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一种另类的“inter subjectivity”的关系。

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这样一点，蓝江教授以“主体的考古学”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考察：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到阿甘本的《什么是哲学？》，从逻辑学的“主词”到现代的“人”，考察了现代主体的诞生历程——在这里，近代的视角至关重要。蓝江教授举例道：如乔纳森·克拉里在《观察者的技术》中所表明的：“（作为一种现代光学仪器的）暗箱界定了内化的观察者之于外部世界的位置，而不像透视法，只是二度空间的再现。因此暗箱等同于一种更为广义的主体效果”，而笛卡尔——霍布斯——洛克的思想传统也说明，一切的启蒙思想家都关注到了暗箱与主体的关联。从启蒙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从中世纪的“理性”作为“自然之光”而开启的相对于传统观念中中世纪的“蒙昧”的全新传统，而“启蒙”本身也即是“光照”之意。简而言之，这一番话揭示出现代主体的诞生与作为隐喻的光学技术（在近代的背景之下就是“启蒙理性”）的内在关联：“人”在暗箱中以一种孤立的方式而“直观”被投射如为“平面”的整个世界，在这里他获得了一种凌驾于世界之上的“权力”。由此可以进一步地衍生出主体与客体被同时在一种结构性装置中“创生”，确切地说，是主体在一定的“暗箱”装置—作为隐喻的“光学装置”—中被设定出的，是“暗箱”这样一种特定的装置同时给予了客体与主体的存在。

蓝江教授指出，无论如何，人的主体都不是被直接给定的，他总是在一定的装置作用下诞生的，是一种特殊的人眼注意力或者说认知的引导（如近代画家笔下的透视法所象征的那样）的结果。只有通过“光学装置”的作用，人的注意力与认识才能够捕捉到一种统一性，即统一的物象或形象，并由此构成现代统一性的主体的根基。于是，一边或许是梅亚苏式的混沌而纯粹的世界，一边却是一种装置的“施加”将其凝聚为一个整体，即对于其的“光学化”或德勒兹式的“辖域化”或“界域化”（territorialiser），从而使得“世界”在暗箱中获得统一性。“装置”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方式不断地“层化”“光线”的“注入”，由此迫使“人眼”以不同方式“注目”，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多变当中也同时使得我们对主体自身的认识发生一种“再结域”。

正如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学说中表明的那样，蓝江教授言道，Es（本我），其德语原意起初其实就是“它”，即尚未形成自我的“我”，它只是一种力比多的自动流溢，进而这种流溢状态经过压抑，才成为了统一性的自我（ich），那个所谓的理性自律的自我。为此，在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看来，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甚至只有退回那样的一种混沌的——依照德勒兹的说法，“白痴一样”的状态，才能够挣脱“装置”的束缚，并由此重新开启“流溢”的经过，从而重新流溢出新的主体。

这样一种设想当然孕育着一条特殊的“尼采—德勒兹”式的解放之路，然而它也不断地遭遇现实的阻碍：在这样一种尝试当中，梅洛-庞蒂最终为其划定了“身体的边界”，即求诸于最终的基础性的保障：“（身体的）感觉是与世界的这样一种生命的沟通，它使世界作为我们的生命所熟悉的场所而呈现”，换言之，我们最终对于世界的把握还是独一性的，由于“我们的身体这堆沉重的东西”的确定性，世界所给予我们的杂多的感觉所赋予诸性质的价值也都获得了“集中统一”。

但蓝江教授同时也指出，梅洛-庞蒂的时代毕竟是一个“前数字化”的时代，这意味着他还没有一种构想“突破身体”的可能：在他看来，世界一定必须“根本上地”锚定于“肉体”，围绕着“唯一”的感性身体而建立。然而，现代的数字世界具有一种“反具身性”的特质，一旦进入到数字世界当中，“身体”的唯一锚定点就会被抛弃，相反，一切的“感知”与感觉经验都得到了彻底地摧毁与重建——进而梅洛-庞蒂的“身体界限”也遭到了破除，以其为核心的世界统一性也再度遭到了挑战，如德勒兹所说的，这乃是一种“解域性的主体生产”，甚至于将主体推入一种分裂性的恍惚。简而言之，在数字世界当中，“身体”或感性经验也不再唯一：元宇宙概念的出现，让我们得以审视原先单一宇宙下的哲学概念，从而重构向多重宇宙开放的技术形态的形而上学。

在此意义上，“外主体”就成为一个真正充实的概念。在今天的元宇宙时代，在文艺复兴的光学暗箱里的主体即现代主体是否也正在为另一种“电子暗箱”的装置“倒空”（emptied himself）。或许，我们的内在意识正在随着数字网络的链接的解域之线而向外部——确切地说，就是向数字空间中逃逸，尽管同时与我们的主体保持一种内在的关联，为此构成反过来制约现实世界的主体的潜在力量。“他”是一种主体，因为“他”拥有自身的独立性的力量，然而同时又来源于日常语境中的实际主体自身，进而是一种“宁芙（Ninfe）化”的主体，在保持着与实际主体的一种差异性的同时又根本离不开后者，甚至没有“自我”的主体（不同的“我”在电子游戏中的“我”都是不同的“我”，尽管从客观上看它又好像始终是保持形而上学地同一个（numerically identical）的数字实体）。蓝江老师指出，这正像是“宁芙没有灵魂”。

但是，从这样一种“宁芙化”主体之于实际主体的“倒空”中，人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危险”，一种宁芙女妖的诱惑的危险，即实际主体的部分崩解或虚无化，以至于它的地位被彻底的颠倒过来，从“主体”反过来陷于“对象”——是我们在操控“电子宁芙”吗？抑或正像神话里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她们”渴望从我们这里“吸食”灵魂——在资本主义当中，即通过我们而制造某种数字剩余价值，加强平台垄断抑或榨取消费？正如“外主体”的“外”字所揭示的，它与“我们”不是一种德勒兹意义上的“非平行关系”，不是“多元性”，而是一道可悲的缠绕性的枷锁：无论是作为“我们”的“它们”抑或“我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根茎”。

对此，蓝江教授认为，这不应当简单地从消极地方面加以考察，一方面，这样的一种“数字流溢”可能为新的装置-轨道所捕捉，即为元宇宙的算法控制的数字绘像，从而让主体反而受到奴役；另一方面，在这样一种极具尼采-德勒兹特质的“流溢”的过程当中，诞生出了一种新的反规定性的自由尝试（即一种“双重逃逸”，“逃逸”主体，也“逃逸”数字轨道），这样的一种数字痕迹是未经束缚的，因而包含着解放的潜能，从而为福柯式的主体塑造开辟了可能道路——“个人必须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他一生中从没有达到认识的主体的地位”（福柯《主体解释学》），这自然又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

在互动环节中，徐玮同学就“在数字空间中与现实空间中的现象学的身体感知差异”问题向蓝江教授提问，蓝江教授回应道，由于数字空间内部的虚拟的时间与空间之间诸多的差异性，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身体感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传统的形而上学与主体理论实际上就囊括了这样一种差异性主体经验的可能。

梁哲宇同学从马里翁对笛卡尔-海德格尔式的主体的“给予”式的生成路径出发，提出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并不是唯一的主体塑造方式。为此，结合蓝江教授关于“装置”的论述，可以发现，在外主体的概念与解放主体的概念之间似乎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即这样一个“外主体”并不是像蓝江教授所说的那样具有一种逃逸性。对此，蓝江教授强调，马里翁的哲学语境，有着深厚的神学背景，强调主体的“被给予性”同一种超验的唯一的神圣实体的内在关联，于是这里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形而上学的分歧，进而我们无力在此对其做出轻易的解答。梁哲宇于是进一步澄清道，如果我们更偏向于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历史主义的解读，似乎就可以摆脱这里困扰我们的“超验性”，将分歧还原为主体构成的不同结构。蓝江教授继续回应道，实际上海德格尔式的历史主义在其朦胧的表象下仍然有一个未经剔除的神学内核。

此外，还有很多同学提出了关于游戏与生活、游戏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蓝江教授就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摄影：南楠、管昕宸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